宋代學者袁褧(jiong)曾在北宋滅亡時四處逃難。可無論他到哪個地方，都會遭遇火災。

1130年，袁褧在南京，南京“火藥局”不慎爆炸，火藥局里的工人全部被炸死，方圓三里以內的民宅不是被震塌，就是被燒毀。當時袁褧正在火藥局西側不遠處的一個小雜院里租房，因為出門走親戚，僥幸躲過一劫。

1132年，袁褧到杭州定居。這年農(nóng)歷五月，一場莫名其妙的大火燒毀了杭州城內一萬三千多家民宅。袁襞大難不死，帶著母親和老婆逃到了西湖岸邊的漁船上，但是他剛剛購買的房子卻燒成了白地。這場火災之后，袁褧心有余悸，不敢再定居城中，攜家?guī)Э谌ズ贾葸h郊開荒種地，當起了農(nóng)民。

1208年，經(jīng)歷多次火災而大難不死的袁褧突然病死于家中，其兒子記錄了那年農(nóng)歷三月杭州城發(fā)生的又一場特大火災：大火延燒四天四夜，皇宮以北的街區(qū)全被燒毀，大半個杭州被夷為平地，至少六萬所房屋變成灰土，連知府都找不到辦公的地方，只好去西湖里的民船上指揮救災。

在宋朝的官方檔案中，大型火災俯拾皆是，比袁褧父子所記事件要多出幾十倍。那宋朝為什么會頻發(fā)火災呢?有兩個最基本的原因：一是住宅的密集度過高，二是建材的易燃程度過強。

1133年農(nóng)歷十一月，在一場小型火災發(fā)生過后，宋高宗痛定思痛，強行規(guī)定每個社區(qū)周邊都要各留四丈空地以作“火巷”，如果一個社區(qū)發(fā)生火災，至少可以通過寬曠的火巷來隔阻火苗。但杭州知府拒不執(zhí)行，因為城區(qū)里的人口太多，居住需求十分旺盛，即使朝廷強行拆除民宅、開辟火巷，隔不了仨月，火巷當中又會冒出不計其數(shù)的新房子，政府拆不勝拆，防不勝防，與其阻攔，不如順其自然。

與此同時，火災出現(xiàn)得越來越頻繁，老百姓重建家園的成本也越來越高，為了減少成本，杭州民宅從瓦頂變成席頂，從席頂變成草頂，易燃性越來越強，引發(fā)火災也就越來越容易。

易發(fā)生火災，就一定要有消防隊。在北宋開封，每隔四五百米就有一個“軍巡鋪”，兼管治安及消防。每個軍巡鋪發(fā)放水桶、火叉、鐵錨、斧鋸、消防梯等消防器具。水桶可以滅火，火叉、鐵錨、斧鋸是干什么的呢?答案是拆房。宋朝沒有消防車、高壓水槍，大火一起，僅用水桶潑水無法撲滅，只能將燃燒范圍控制住，使已燃燒的地帶盡快燒完，盡可能不引燃相鄰房屋。怎樣控制燃燒范圍呢?最常見的做法就是用斧鋸、火叉、鐵錨拆房，使墻體倒塌，一是可以降低火苗的高度，二是能讓倒塌的墻體壓滅一部分火苗。

為了彌補技術上的不足，宋朝政府試圖用嚴刑峻法來控制火災發(fā)生的頻率。在北宋與南宋法典中，“放火”均被列入“十惡”(最高級別的刑事犯罪)。1131年，紹興大火，延燒民房近千間，死者約七百人，事后朝廷調查罪魁禍首，竟然找不到始作俑者。宋高宗大怒，命令從紹興試行防火保甲法：每相鄰十家為一保，每相鄰十保為一團，以后無論哪一保、哪一團發(fā)生火災，都要交出引火之人，如果交不出，同保、同團之人一起承擔責任。

百姓之間互相監(jiān)督、風險共擔，朝廷監(jiān)管起來就容易多了，雖然不能杜絕火災，至少能降低火災發(fā)生的頻率。